我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 - 乐球tv

我今年97岁，已是74年党龄的老党员。回顾过往，19岁时便将“我的生命应为人民服务”的信念铭刻于心，并贯穿一生。

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熏陶下，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虽按父母意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习医预科，但当时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京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积极参与街头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日俱增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文艺演出。那是一个充满自由空气、洋溢着年轻人热血与理想的全新环境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我自幼学习钢琴，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。面对部分队员在专业训练不足的情况下，对附点音符、切分音的掌握不准，我耐心细致地一一纠正。大家因此推举我打拍子，我也就这样，因革命工作的需要，不自觉地开始了指挥生涯。

文工团的经历，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，使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中听到乡亲们淳朴自然的歌声，那份真诚与生命力深深打动了我。那一刻，我愈发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“文艺来自人民，应为人民服务”的道理，这成为了我作为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到苏联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里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钻研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、欣赏演出，尽我所能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的一切成长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并继续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每场演出前，我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誉为“郑小瑛模式”，也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件看似微小的事情，我一直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花费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就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想，即使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努力促进民族文化健康、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地发展。

近年来，许多人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赞扬我90多岁高龄仍坚守指挥一线。我只是觉得，认定了该做的事，就全力以赴去完成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面对他人的担忧，我回答说，恐惧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临就积极治疗，若是无法避免的，就抓紧时间完成未竟之事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自己都挺过来了。

不久前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授课。有人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的7个小时的课程，对我来说算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感觉自己像在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多做一点是一点。自19岁投身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就永远充满活力。我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，为国家的文化建设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没有别的奢望，唯独珍惜每一次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系指挥家，本报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